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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惠泽群社533533中国近代宗教社会史的量化研

更新时间:2019-11-15

  颜色利用地方志资料量化研究近代基督教的成功范例显示了量化研究方法的魅力,尽管也不可避免地带来很多争议,但是毫不客气地说,这是在经济史之外,量化研究对宗教社会史研究的深度介入与警示。事实上,在宗教社会史领域,已经开展了很多数据库的建设,如上海大学基督教文献数据库,高万桑等学者推动的近代道教文献数据库以及加拿大陈金华推动的中国佛教数据库等等。此外,还有很多极其具有数据化潜力的大型资料,如何建明主编的《中国地方志佛道教文献汇纂》,等等。

  相对于其他正在推进或即将开始的数据库建设,寺庙登记表数据库仍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

  首先,寺庙登记表本身具备丰富的数据内容,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数据库建设的难度。

  其二,近代寺庙统计调查数据大量存在。近代国家、学术组织、宗教组织以及报刊等均曾开展过近代寺庙统计调查。其中较为集中的乃是民国时期寺庙登记档案,除了学术界较为熟悉、最为开放的北京市档案馆外,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集中保存了北平、重庆、南京、广州等城市1930年代前后的寺庙登记史料(事实上民国时期的《内政年鉴》就曾有过初步的介绍与比较研究)。此外,台北“国史馆”、上海、武汉等省市档案馆均有较为丰富的寺庙档案,其中直接与寺庙登记相关者为数不少。此外,学术机构有关近代寺庙的调查与统计,也是重要的数据来源,其中较为知名的就有最近出版的《北平研究院北平庙宇调查资料汇编》。近代期刊对寺庙的调查统计也有不少报道,或源于政府的寺庙统计,或源于自己的调查统计。

  其三,寺庙登记表本身包含丰富的内容,比较容易开展多方面的量化研究,具体而言,至少可以推进以下四方面的研究。

  1.中国近代寺庙财产研究。近代寺庙登记档案中,不仅寺庙概况表中有寺庙财产(动产、不动产)数量及价值等内容,还有专门的寺庙财产登记表,部分寺庙档案对每一处动产、不动产有更为详细的统计,包括土地面积或房屋间数、市价约计、管理及使用状况、坐落地点、享有权利之种类、权利取得之原因、权利取得之年月、契约之种类及数目是否完备等详细资料,可资从整体上探讨近代寺庙财产的来源、地理分布、规模、结构以及寺院经济的实际运作。

  2.中国近代寺庙人口研究。在已有研究对于近代佛教、道教的人口总数初步统计的基础上,可尝试从总体上梳理近代寺庙人口的总数以及不同信仰人口的比重与差别。其次,根据寺庙登记表数据库有关人口的档案,从整体上分析寺庙人口的年龄、省份、出家年月、社会流动、教育背景等问题,可在已有定性的描述外,实现科学的定量研究。高万桑曾注意到1736年至1739年的调查对佛教僧尼有过分类统计,但是对道教道士的统计则没有那么细分。他估计2万名元代全线.中国近代寺庙信仰与精神研究。通过构建完好的寺庙登记表数据库,可以根据寺庙神像等法器准确界定寺庙类型,有助于判断近代寺庙类型结构的流变,更可深入研究寺庙的法物与艺术。根据寺庙登记中的图书,可以研究近代寺院的宗教知识与精神世界,这将是已有研究领域的重要突破。

  4.中国近代寺庙的宗教地理研究。高万桑、李孝聪、梅莉、苏基朗等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对近代宗教地理问题的先行研究昭示了近代寺庙宗教地理研究的重要性,但同样由于缺乏全部的信息,缺乏科学的寺庙数据库,已有研究只能局限于某地、某个案。近代寺庙登记概况表以及财产、人口等表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地理信息,无论是寺庙的地区空间与区域,还是财产的坐落与分布,抑或是人口的籍贯、出家地点,均是理解近代寺庙不可缺少的宝贵数据,借助于数据库以及GIS等工具,可以完整地研究近代寺庙的地理地图,甚至可以与已有基督教的地理分布研究做有趣的比较研究。

  此外,如果从长时段、比较研究等视角出发,或许能够有助于推动宗教社会史研究的深入发展。从长时段研究视角而言,需要真正把清、民国以及建国初期作为一个长时段来研究。已有寺庙的研究,总体而言,存在时段不平衡、前后缺少连贯、比较等问题。如果能注重长期历史的解释,注重在较大时空范围内梳理寺庙财产、人口等历史发展的脉络,将有助于揭示寺庙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角色。从比较研究而言,首先是在收集与整理寺庙登记表档案史料中,加强不同类型寺庙的比较研究;其次在寺庙各个研究论题上,如财产、人口、信仰与精神世界等领域加强不同时段、不同区域、不同宗教、不同社会分层、不同国别寺庙的比较,从而实现对近代中国不同类型规模与概况的整体把握。

  总的来说,发挥实证史学的优势,在收集寺庙登记表档案、香港惠泽群社533533【新三板早报】智明星通2018年营收31亿 净利76亿,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建设一个内容丰富的寺庙登记表数据库,有助于发挥传统实证史学、量化研究的各自优势,既重视整体研究,也充分重视不同主题的个案研究,有利于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构建完整的近代中国寺庙形象,进而有助于从整体上探讨近代中国宗教的规模等诸多重大问题,当然也有利于拓展宗教社会史乃至中国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