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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37488.com国际法东渐及其对近代中国疆界的影响

更新时间:2019-10-08

  17世纪起,国际法传入中国,对中国的疆域变迁、边界问题产生重大影响。梳理国际法与中国疆域、边界的关系,重点分析国际法传入中国以来对我国疆土变迁、边界变动的影响,特别是1840-1949年间的影响,可以发现:一是国际法的内容、体系并非一成不变,各国在各个时期往往根据自身的利益,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内容。20世纪20年代以前,列强仅仅是把它当作武力侵占别国领土的补充性工具,中国很难借助它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二是1919~1949年中国开始参与国际法规则的制定,但在多种因素影响下,中国仍一再失利;三是中国与邻国边界谈判、划界时,历史依据与法理依据同样重要。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西藏历史地图集”阶段性成果(18ZDA191)

  作者简介:孙宏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100732)。

  近代意义的国际法起源于欧洲,17世纪起不断传入中国、越南、暹罗(今泰国)等东方国家,鸦片战争后对中国的疆域变迁、边界问题产生重大影响。这一问题颇为宏大,本文拟在已有成果基础上,简要论述国际法与中国疆域、边界的关系,重点分析国际法传入中国以来对我国疆土变迁、边界变动的影响,特别是1840-1949年间的影响,并提出若干思考,以求引玉之效。

  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对国际法有过了解的机会,有研究者认为,17世纪时耶稣会传教士已经把国际法知识介绍到中国,1689年中俄尼布楚谈判中就曾运用国际法。1839年,林则徐又进行翻译国际法的尝试,主持翻译了18世纪瑞士法学家瓦特尔(Emmerich de Vattel)的《国际法》片段,并在禁烟斗争中试图运用一些国际法的做法。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与西方列强交涉的增加,清朝政府感到了系统了解西方的国际法的紧迫性,在总理衙门的支持下,1864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翻译了《万国公法》。《万国公法》原名为《国际法原理》(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美国外交官惠顿(Henry Wheaton)所著,是当时最新、最流行的一本国际法著作。

  《万国公法》把国际法第一次系统地输入中国,对当时的外交活动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就在1864年春,即此书翻译、刊刻过程中,已经为清政府解决发生在中国领海内一起争端提供了依据。当时,普鲁士正与丹麦进行战争,其驻华公使李福斯(Guido von Rehfus)竟不顾国际公法,率军舰在中国的大沽口拦江沙外扣留了丹麦的三艘货船。中国为此同普鲁士进行交涉, 强调普鲁士扣留丹麦船只之处是“中国专辖之内洋”,“外国在中国洋面,扣留别国之船,乃显系夺中国之权”。李福斯最后承认违反国际法,释放两艘丹麦货船,给另外一船赔偿。在这次交涉中,清政府成功地运用国际法的领海、中立等观念,取得对普交涉的胜利,维护了领土主权。其中,领海是交涉的关键问题,其观念来源于《万国公法》第四章,其第六节《管沿海近处之权》规定:“各国所管海面及海口、澳湾、长矶所抱之处,此外更有沿海各处,离岸十里之遥,依常例亦归其管辖”,也就是说“炮弹所及之处,国权亦及焉,凡此全属其管辖而他国不与也。”第七节《长滩应随近岸》又规定,沿海的“长滩,虽系流沙,不足以居人”,也“随近岸归该国管辖,但水底浅处不从此例,按公法制此”,可是“炮弹所及之处,国权亦及之”。

  1864年的中普交涉无疑取得了成功,可以说是中国运用国际公法维护海洋主权、保卫海疆的成功案例。此后40多年间,尤其是20世纪初期,朝野上下都对国际公法有了更多的认识,更多的人希望借助公法维护领土主权。清政府方面,公法意识不断强化,参加了一些国际会议、国际公约,多次力图运用国际法的有关条款维护主权,其中在南海诸岛上的努力在当时就收到了成效。南海诸岛是中国人民最早发现、最早命名、最早经营开发、最早管辖和最早划入中国版图的,仅仅从国际法上的“先占”原则来看,就可以确定为中国领土。但是1907年日本商人西泽吉次以武力强占了东沙岛,经过中国的多次交涉,到1909年他才撤出东沙群岛。这件事也给中国政府敲响了警钟,于是清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加强对南海诸岛的管理:1909年设立筹办西沙事务处,派水师提督李准率海军巡视西沙,在主岛上升当时的中国国旗、鸣炮21响,以隆重的仪式宣示主权,还绘制了西沙群岛总图和各岛分图;1910年,设立“管理东沙委员”,加强对东沙、西沙群岛的开始,还筹建无线电台和灯塔。这些措施对外明确地表明中国对于南海诸岛的主权。因此在20世纪初期,英国、日本、法国等不得不承认中国在南海诸岛的主权。直到1921年,法属印度支那总督在一份报告中还强调,1909年4月中国派官员到西沙群岛“进行勘探”,6月又“派第二批官员到岛上”,他们“在其中两个主岛上隆重地升起中国旗,并鸣炮21 响。这样,他们就代表了自己的政府确立了对整个帕拉塞尔(我国称“西沙群岛”)的占领”。我们今天认为清政府的这些措施是对外重申主权,“占领”一词不符合西沙群岛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事实,但是当时列强宁肯用他们的语言,强调中国的这些官方活动符合近代国际法中领土取得方式中关于“有效占领”的相关规定,苏州公积金电脑版下载2019-09-20,他们因此不得不承认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疆土的一部分。

  在民间,中国人留学欧美、日本数量不断增加,中外交流更为深入,不少中国人主张利用“公法”保卫边疆。比如1904年英军入侵拉萨后,又逼签条约,举国上下对清政府和驻藏大臣有泰一片责斥,在这种形势下,1904年《外交报》第24号刊登了《论挽救西藏之策》,《东方杂志》在第1卷第9期又进行转载,在当时影响很大。此文的重点在于认真分析了对英交涉的利弊,提出“外交有强弱无是非”的说法是“强者之用意”,弱者却不能因为“强者之用意”不讲是非,任由列强宰割;当今的国际交涉,“虽曰无道”,可毕竟是“人类与人类之交接”,只要是非分明,即彼强我弱也无法掩盖。接着,文章分析说,这次英军入侵西藏“毫无口实可持”,虽然“强弱之势我与英殊”,但很显然就是“彼曲我直”,其“是非之所在未始不可与天下共明之”。因此,作者建议政府应选派大臣,授予全权,前往拉萨或至伦敦,先与英人辨明“英藏草约不可以为典要,废柴男主热血逆袭的玄幻小说《吞天记》上榜第,而后与之徐图挽救之法”。对于英国逼签拉萨条约一事,文章强调,由于“西藏之土地则属之,而西藏之事权则握之我驻藏大臣”,“英藏草约”非得有和驻藏大臣的共同签署才能合法,而和驻藏大臣都未签署这一条约,所以此约“不过英人与数土人所订之私约而已,不能视为国际上之确凭”;即使和驻藏大臣有泰都签署了这一条约,也无济于事,www.37488.com,不会影响西藏的存亡,因为虽黄教的大大,但系经金瓶掣签确定的,与我国“所派者无异”,不能越权“以其土地私以与人”,而有泰并非全权专使,英国人也不能视其为中国的代表,签署了同样无效。文章随后强调,尽管要想让英军自行撤走、不再干预西藏事务已经为时已晚,但我国也不必灰心,而应派出职位高、能力强的使臣与英国人交涉,争回主权。

  晚清时期,许多中国人对国际法有很大期望,实际的效果如何呢?中国的确在东沙群岛、西沙群岛问题上宣示了主权,达到了让列强承认中国固有领土的效果,从而确立中国古代疆域中局部地区的法律地位。但是,从总体上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强加紧侵略,清政府国势日衰,对外交涉大多以失利、受挫告终,大片国土被列强侵占,边疆危机、民族危机不断加深,如中日《马关条约》中就被迫割让辽东半岛(后以赔款代替)、澎湖列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19世纪末帝国主义又在中国强行租借、划定势力范围。另一方面,清末中国与沙俄划分西北、东北,与法国勘划了中越边界,与英国谈判中锡(金)、中印、中缅边界,列强就以各种理由进行吞食鲸吞,无视中国与邻国的传统管辖线,片面地要求以近代国际法中依照山脊、河流中间线划界,侵吞中国固有领土。

  在清末边界交涉中,国际法为何不能使中国受益?当时,有人就有清醒认识。如唐才常指出《万国公法》虽是“西人性理之书,然弱肉强食,古今所同”,英国侵略印度,沙俄灭亡波兰,日本侵吞琉球、朝鲜,“但以权势,不以性理”,因而质疑“公法果可恃乎”?唐氏已认识到,国际法只是列强在武力强占别国领土后约束别人的工具。这也反映了事实:1914年以前国际法关于领土变更方式主要是添附、先占、时效、征服、割让,除添附——河口、海口、岛屿等处陆地新的形成或增长而使国家领土增加之外,其他几种方式都明显地在为“弱肉强食”和“强权即公理”服务。